老齡化是世界各國所面臨的一個重要的人口發展趨勢。老齡人口的激增對各國固有的健康醫療衛生和安老服務體系都提出了巨大挑戰🧘♀️。“健康老齡化”是老年學界積極倡導的老齡理念之一。健康老齡化作為“健康中國2030”規劃的組成部分🧘🏽♀️，亦是我國應對人口老齡化的重要途徑之一😠。張佳安與合作者們於2020年在《Research on Aging》發表的Healthy Aging in China: Benchmarks and Socio-Structural Correlates一文中對健康老齡化的不同標準進行了對比分析，並探討了不同層面(個人、家庭、社區)的因素與健康老齡化的關系。
健康老齡化
雖然學術界對於健康老齡化缺乏統一的標準，但在眾多的定義中🛥，以Rowe和Kahn所提出的“成功老齡化”(successful aging)概念最廣為接受，他們認為成功的老齡化需無主要疾病和疾病相關的失能👳🏼♂️，擁有高度的身體功能和認知功能𓀊，以及積極參與生活🧑🏿🏫。不少學者認為Rowe和Kahn的定義過於苛刻🥩，為健康老齡化設定了一個幾乎無法實現的標準👳🏻🤸♂️。設定過高的健康老齡化標準的問題在於🍅：它使得絕大多數老年人被定義為“不健康”，而這可能誤導公共衛生資源從那些真正需要這些資源的人那裏分配到那些不那麽迫切需要它們的人那裏✌🏿。任何過低或過高的界定標準都不利於精準地識別最需要服務的老年人群。
基於這種認識，McLaughlin, Jette和Connell(2012)對Rowe和Kahn的原始模型進行了一系列調整，提出三個級別的健康老齡化(Level 1, Level 2, & Level 3)。從Rowe和Kahn的原始模型的標準出發，逐漸下調各組成部分的標準⏯：第一級健康老齡化放松了對造成主要疾病的病理風險因素(例如肥胖、高血壓)的限製以及降低對高認知功能的標準📴。第二級健康老齡化進一步放松主要疾病的限製，只考量“症狀性”的疾病。第三級健康老齡化不再設定疾病方面的標準，只考量身體功能、生理機能、和認知功能方面的標準。
目前而言，並沒有學者將這些修改後的標準應用於中國的數據👱♀️。不同的測量健康老齡化的標準在中國老年人群中是否有效和實用不得而知。由此作者認為有必要對此進行實證研究👏🏻🏚。
健康老齡化的情況
作者利用來自中國健康與養老追蹤調查(CHARLS)基線(2011年)數據中的4,614名65歲及以上的成年人進行分析🕺，考察健康老齡化的四種標準：界定的標準由最嚴格的Rowe和Kahn標準🟪，逐步放寬依次為第一級、第二級🧅、直至最一般的第三級健康老齡化的標準🛝。數據顯示達到健康老齡化標準的受訪者比例從最嚴格的定義(Rowe和Kahn)的8.4％到限製性最小的標準(第三級健康老齡化)的37.0％不等。作者同時將此結果與早先的一份美國的研究做對比，發現縱觀四個不同的標準，中國老年人的健康老齡化程度都高於美國老年人——Rowe和Kahn☦️：8.4％(中)對3.3％(美);第一級健康老齡化：19.7％(中)對9.4％(美);第二級健康老齡化：26.8％(中)對19.7％(美);第三級健康老齡化：37.0％(中)對35.5％(美)。當使用最嚴格的Rowe和Kahn的標準時，中國老年人的健康老齡化比例是美國的2.55倍。隨著標準的放寬，中美之間的差異也縮小。在比較健康老齡化標準的各組成部分時，作者發現疾病和身體功能這兩項指標是造成中國老年人健康老齡化的比例更高的主要原因。中國老年人中滿足“沒有主要疾病和病理風險因素”🧜、“沒有症狀性疾病”和“具有高度的身體功能”的要求的比例更高。
對健康老齡化標準的評估
作者接著使用第3次追訪(即基線後4年)時是否仍健在作為依據🧑🏻🍼，對每個標準計算敏感性和特質性(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以檢驗其有效性。敏感性的分析結果顯示四種標準表現皆良好🪖👸🏽，Rowe和Kahn的標準的敏感性最高(.96)✳️，第三級健康老齡化標準的敏感性最低(.78)。這意味著在第3次追訪時死亡的樣本中有78％到96％在基線時被“正確”歸類為“不健康”🫲🏽。而對於特質性的考察結果看，Rowe和Kahn的標準的特質性最低(.10)，第三級健康老齡化的特質性最高(.40)。意味著在第3次追訪時仍健在的受訪者中，10％至40％在基線時被“正確”歸類為“健康”。綜合考慮🐵，作者認為比起那些需要“完全免於疾病”的定義，考慮“症狀性”疾病和/或功能健康的第二級和第三級標準最符合有效和實用的健康老齡化標準這一目標💋：這兩個標準與預期的死亡率相關🤱🏽🦶🏼，並且基於特質性估計，能減少被歸類為“不健康”的健康個體的數量。第二級和第三級健康老齡化也相對容易實現(26.8％和37.0％的中國老年人分別符合兩者的標準)👩🏻🦰。
健康老齡化的影響因素
在確定第二級和第三級標準最符合健康老齡化評估的有效和實用基準的目標之後🧎🏻♂️➡️，作者進一步利用多層邏輯回歸模型考察了影響健康老齡化的個人🚵♂️，家庭和社區層面因素。研究結果顯示💁，在個人層面👩🏿🍳，高齡老人比低齡老人達到健康老齡化的可能性更低。女性老年人健康老齡化的幾率比男性低約40％⛹️♀️。受過更多教育的老年人更有可能達成健康老齡化。例如🐷，相對於沒有受過正規教育的老年人，有小學文化的達到第三級健康老齡化的幾率要高42％⚗️，有初中以上文化的則要高77％♠︎。養老金的影響因健康老齡化的定義而異🕵️♂️。其對於第二級健康老齡化沒有顯著影響🎲，但有助於達到第三級健康老齡化。擁有養老金本身可能很少能預防疾病的發生，但是它可以通過實現更好的疾病管理來減緩與疾病相關的功能性健康問題的出現💪🏽。這就可以解釋為何養老金狀況與第二級健康老齡化(包含症狀性疾病的標準)之間缺乏關聯，而與強調功能健康的第三級健康老齡化之間存在顯著關聯⏯。
在家庭層面，與家人同住的老年人比獨居老年人達到兩種健康老齡化標準的幾率都要低。造成這一現象的一個可能原因是健康塑造了家庭結構🎒。因為當老年人可以自我照顧的時候，他們的子女一般都會讓老人獨自生活。隨著家庭財富的增加🧑🏿🎄，健康老齡化的可能性穩步增加。例如，與最貧困家庭相比🫰🏼，生活在最富裕家庭的老年人達到兩種健康老齡化的幾率分別高出52%和76％。家庭經濟狀況反映了人們在生命歷程中所積累的經濟資源，而這些經濟資源能使其獲得一系列健康保護因素，例如健康飲食和預防性保健等。
在社區層面，與生活在擁有最佳基礎設施的社區相比，生活在基礎設施最缺乏的社區中，達到第二級和第三級健康老齡化的幾率分別低34％和29%。設施缺乏的社區可能通過多種途徑阻礙健康老齡化👨🦼➡️，其中包括缺乏高質量的醫療保健和其他公共服務，以及低社會凝聚力。在區域差異方面，與居住在東部的老年人相比，生活在西北地區的老年人在達成第二級和第三級健康老齡化的幾率分別低55%和44%🐾，而居住在南方的老年人的幾率卻分別要高38%和62%。作者指出雖然這些差異的確切原因仍有待探索，但認為地區間的經濟發展，社會醫療保險和氣候環境條件的差異可能是其中原因𓀖。
總結
作者認為對健康老齡化標準的研究結果可以用來指導相關的健康政策和老齡服務項目，提出優先考慮“症狀性”疾病和功能健康的定義為評估人群健康老齡化提供了一個有效和實用的基準。其次，作者指出超越個人層面的社會結構因素對健康老齡化的重要性，認為需要采取相關政策層面的幹預措施，使每個老年人——無論其性別🕚，社會經濟地位和居住區域——都能經歷健康的老年。
原文信息🌩🧛♀️：
McLaughlin, S. J., Chen, Y., Tham, S. S. X., Zhang, J., &Li, L. W. (2020). Healthy Aging in China: Benchmarks and Socio-Structural Corelates. Research on Aging, 42(1), 23-33.
Abstract:
The objectives of this investigation were to identify a valid and practical benchmark for the assessment of healthy aging in the Chinese population and examine its socio-structural correlates. Using data from the 2011 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 we investigated the validity of a continuum of healthy aging definitions. We found that definitions of healthy aging that emphasize disease of “significance” and functional health offer a valid and practical approach to the assessment of healthy aging. Results of multilevel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es indicate that socio-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individuals (age, gender, education, and pension status), their households (structure and wealth), and communities (infrastructure and geographic region) a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the odds of healthy aging. Policy-level interventions are needed to enable individuals, regardless of their gender,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place of residence to experience a healthy old age.
作者簡介:
張佳安，美國密歇根大學社會工作與政治學博士。意昂3平台社會工作學系青年副研究員。上海市“浦江人才”🙏🏽。研究方向為：老年社會工作、成功老齡化、老齡與健康🕦、老齡友好社區、全球老齡化等。